反修例之亂令社會再度關注學校的基礎教育，有意見認為學校應加強憲法和基本法的教育，甚至將其獨立成科。即將遞補為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的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（簡稱「教聯會」）會長黃均瑜接受《堅雜誌》的專訪時指出，社會覺得國民教育或憲法和基本法教育對青少年是必須的，而學校沒有去教，就絕對是損害學生的利益！
將憲法和基本法教育獨立成科，是最為徹底的。但結合香港社會的現實，黃均瑜認為特區政府在政治上缺乏魄力和擔當，在學校推行時亦存在許多具體的技術性困難，因而採用滲透式教育，在中小學推行憲法和基本法教育較為可取。
文：文 武 圖：黃智峯
對於在學校內推行憲法和基本法教育的討論已經持續很長一段時間，甚至可以說是自香港回歸開始就一直在討論，但卻一直未形成統一的方法加以落實。去年（2019年）6月以來的反修例之亂，令社會上出現許多聲音，重提學校內推行憲法和基本法教育。去年11月底召開的中共四中全會，亦明確提出要加強香港青少年的憲法和基本法教育。但如何推動？社會卻未有一致意見。
黄均瑜：國民教育困難極都要做
作為資深教育工作者的黃均瑜認為，反修例之亂確實反映出香港的教育出了問題，推行國民教育，以及憲法和基本法教育確實十分必要，但同時也是相當困難的事。
看到一批又一批學生上街，挑戰執法者的權威，甚至藐視法律的權威，對法律沒有敬畏。俗語話學好三年，學壞三分鐘，到了這種地步，想要重新扭正過來，已是非常困難：「我們年青的時候，見到最多的是『面斥不雅』，嚴重一點就是『送官究治』，當時『面斥不雅』已能生效，現在拉都不怕，是無法無天了。」他指出，所謂文明社會，就是「面斥不雅」已能夠發揮效用的社會，而如今的香港社會，「面斥不雅」和「送官究治」都已失效，要他們再規矩地回到課室裏，已是一件難事。
再加上現時社會高度政治化，政府的任何一項舉措，都可能被迅速地政治化炒作，因而推動憲法和基本法教育，乃至國民教育都是十分困難的。但愛國教育，憲法和基本法教育不論多難都要做，如何才能做得有成效，則需要探索。
政府須改固有思維注重教育成效
黃均瑜認為，政府在憲法和基本教育方面要改變固有思維，應該要有承擔。過往，政府只是因循舊有機制，做了就算。政府雖然從不否定要推行憲法和基本法教育，每年亦寫報告交代政府做了多少事，搞了多少活動，但回顧回歸22年的情況，成效不大。
有責任主動推行憲法基本法教育
黃均瑜指出，政府固守「小政府」和校本原則的思維，將推動國民教育，憲法和基本法教育都推給學校自己去做，「呢個思維在現時情況下行不通，要用政府行為去推動。」而打破政府的因循守舊不作為的固有思維，則先要將政府由「辦事機構」，變為能真正負責任的政府。
黃均瑜認為，回歸前的港英政府是一個權力架構，回歸後的特區政府則只是一個「辦事機構」。回歸前在原有的香港法律之下，將政府行政的細則寫得很仔細，以教育為例，法例中清楚寫明，學校多少人要佔有多少地方；課室應該多大，容納多少位學生；廁所應該有多少個，男廁有多少，女廁有多少等等，都有細緻的規定，但在這些法律條文規定之下，最後有一條，教育署署長對所有事項都有酌情權。
署長酌情權回歸後落入常秘手
黃均瑜指出，酌情權就是權力的來源！港英年代的教育署署長一定是英國人，所有的酌情權都由英國人掌握，他們可以不守規矩，但他們要對自己的決策負上政治責任，當時負政治責任的結果，可能就是撤離職位返歸英國。回歸之後的酌情權仍然保留，但酌情權落到常任秘書長手中，而常秘是公務員，不可能背上政治責任，所以這一條款就被架空了，沒有人會用酌情權，只是跟着法律的規定去做，政府也變成辦事機構。
後來，特區政府引入問責制，設立問責局長、副局長等職位，但並沒有改變由常秘掌握酌情權的規定。因而，雖然有了問責制，但並沒有改變政府無人行使權力，無人背負政治責任的現實情況，因無權，自然無法問責。
教育局最大失誤是放棄話語權
黃均瑜認為，未來的教育改革要從政府架構中激活酌情權，讓政府成為權力機構。要讓問責局長有酌情權，同時也須負政治責任。局長有權才能運用權力，才能為自己的決策負上政治責任，這才是問責制。在教育政策上，局長必須作出政治決策，並為其負責，如果決策失當，則應該下台。
有關憲法和基本法的教育，黃均瑜認為，政府最大的失誤是只重活動權，而放棄了話語權。基本法在起草時，鄧小平也表明，有些條文「宜粗不宜細」，因為無人知道日後的發展如何，所以有很多空間，讓社會上可以對基本法的一些條文作出不同的演繹。比如，有關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，基本法雖然寫明最終達至普選，但並沒有具體說明應在甚麼時候落實，香港社會對這一問題就出現許多爭議。但特區政府從不去面對爭議，結果產生兩種效果，其一是香港的一些大狀（大律師）變成基本法的權威，其二是將一些香港內部的矛盾提升為中央的矛盾和一國兩制的矛盾。
港府將內部矛盾推給中央處理
比如，有關落實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普選的時間，這本來是香港內部的事情，基本法也容許各方提出不同意見，但是回歸22年來，社會只看到一方面的意見，政府不去反駁，而是將所有問題都推給中央，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去解釋。這實際上是將香港的內部矛盾，上升為「一國」和「兩制」之間的矛盾。
又如，香港出現針對內地遊客的不友善做法，這原本也是香港與內地之間的地方矛盾。這種情況在內地省份之間也常會發生，比如廣東省和湖南省之間，也可能因為雙方生活習慣，思維方式的不同，產生矛盾。但香港與內地民眾之間的這些矛盾，又因為特區政府的處置不當，不處理好自己內部的矛盾，將這些矛盾全部上繳中央，由中央處理，使之上升為中央與香港的矛盾。
社會誤解一國兩制政府未澄清
再比如，對於一國兩制，到現在仍然有很多人存有誤解，以為「一國」就等於內地，中央就等於內地政府，香港就是香港政府，將「一國」與「兩制」對立，香港的本土主義和分離主義就是因為這種誤解而產生的。而其實，基本法已經說得很清楚，一個國家有兩種制度，兩種制度都屬於「一國」，特區政府未能澄清社會上存在的誤解，而令情況變得更為複雜。
因此，黃均瑜認為，在香港推行憲法和基本法教育，政府首先要奪回話語權。現時政府推行的憲法和基本教育以舉辦活動為主，這是只有活動權，而沒有話語權。政府失去了憲法和基本法的話語權，令學校的教師和學生對憲法和基本法的認知都源自所謂的權威大狀，推行基本法教育難以有成效：「我認為包括中聯辦在內的國家機構都應該出來正本清源，不要讓歪理歪論充斥在社會中。」
獨立成科滲透式教學各有優點
至於憲法和基本法教育該如何具體落實，是獨立成科，還是採用滲透式教學？黃均瑜認為，兩者各有優點，但以香港現時的社會環境而言，務實的做法還是採取滲透教學的方式較可行。
獨立成科的好處，是能保障基本課時和內容，但缺點是失去靈活性，而且容易引起較多的學校內部的矛盾。因為現時學校裏的課時已飽和了，如果再加一科，會牽涉到要許多技術性的問題，包括，必須要調配足夠的師資去教學，也可能因此擠壓了其他科目的課時，比較容易引起較多內部矛盾。
政府無魄力難以推動獨立成科
採用滲透式的好處是靈活，學校可以因時制宜，因地制宜，每間學校的做法不同，有條件的學校可以多教一些，條件未成熟的則靈活處理，對學校來說較容易安排，從學校的管理行政的角度去看是較佳的選擇。但缺點是令有關教學內容變得可有可無，在校本原則下，有些學校甚至也可以決定不教。
權衡兩者的利與弊，黃均瑜認為，憲法和基本法教育既要有硬性的規定要求學校去遵循，同時也要有靈活性，讓學校可以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加以處理。
除了教學的技術性問題，還有現實的政治性困難。黃均瑜認為，經過反國教事件後，政府已沒有魄力再將憲法和基本法教育獨立成科，否則的話，只要恢復國民教育科，在其中增加憲法和基本法教育的內容，已經足夠，但政府顯然已沒有能力去做這件事。
做好教育 須先重視師資的培訓
所以，從務實的角度去看，現時比較可行的辦法是用滲透法。黃均瑜認為，對於香港的小學生和中學生的憲法和基本法教育，目標不是去培育法律專家，而是着重於香港的憲制地位，香港與國家的關係應該如何……等方面。這些層面的基本法教育其實並不深奧，用一個單元教學已經足夠。由政府推出一個像樣的單元，要求全港中小學校在指定時間內完成，學校仍可以自行決定用甚麼課堂去完成此事，可以用早會，可以用周會，可以用通識科、常識科，也可以補課，但不論用甚麼方式，一定要在規定的時限內完成這個單元。
做好教育，關鍵在教師，黃均瑜認為，推動憲法和基本法教育也必須做好師資培訓。教師在課室裏是自主的，怎樣令老師更平實公正地做好憲法和基本法教育，在師資培訓上要多做功夫。可行的辦法包括職前和在職培訓。過往政府在推行新高中制時，即將中學教育改為初中、高中各三年，大學四年制，俗稱「三三四」，做過一個全港學校輪訓的機制，要求學校中層的管理層全部要集中參與培訓，這種做法很有效。但現時看不到政府在推行國民教育、憲法和基本法教育時，有使用同樣的模式：「要推動基本法教育就應該這麼教，首先要讓老師不要只完全接收大狀的觀點。」
傳統愛國學校旗幟作用淡化了
香港有幾家傳統的愛國學校，這些學校在推動憲法和基本法教育方面可以發揮甚麼樣的作用呢？黃均瑜指出，在回歸以前，傳統愛國學校曾經起了旗幟的作用，「以前只有愛國學校升五星紅旗，其他學校都不會。」但回歸以後，這種作用淡化了。
「這些（愛國）學校以往來說是起一個種子作用，我自己在大學時也曾接觸這些學校，漢華中學在香港大學隔壁，常有學生到香港大學分享，我最記得有一位學生講他在北京見到周（恩來）總理，與周總理握手的經歷，這就是種子作用。」
冀愛國學校不忘初衷發揮作用
回歸之後這種作用淡化了，因為所有的學校都是特別行政區的學校，已不分彼此。傳統愛國學校也要為自己的生存去奮鬥，要面對收生壓力、考試壓力，甚至將這些視作大於一切的問題，只顧着自己學校，已經無能力，有些甚至無意願去影響周邊。
但從回歸後的實際情況看，並不是所有的學校都愛國，能夠舉辦深入的、有成效的國民教育的學校仍然只是少數，所以傳統愛國學校應該有他們的一份承擔，應該不忘初衷，應團結所有的有志於推動年青人對國家認同的學校，發揮多些作用。
